天津航空开展除防冰演练确保冬季安全生产

因此，对我国警察法授权体系而言，任务概括条款不可或缺。

比如，公安部门对盗窃行为进行治安处罚。在这两种适用标准下，适用者不能事先作出合比例性推定，而是需要拿出证据加以证明。

比如，在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期间，疫情中心地带的防控措施有时候会严厉到每户家庭只可指派一名成员采购生活物资或者是由小区统一代购。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机关所追求的目的，也即公共利益，均可转化为一种公民权利。新中国成立后，受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紧急状态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较为稀缺，真正的紧急状态立法是在改革开放后才正式开始。中度审查和严格审查的强度则逐渐增强。[26]本文所谈及的紧急状态更多是指重大传染病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破坏性地震等自然灾害这样的一般紧急状态。

[23] 紧急状态作为一种非常状态，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面临重大、紧迫威胁。为提高比例原则适用的理性程度，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尝试建立类型化的比例原则适用标准体系，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审查强度。作者简介：陈鹏，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9行终58号行政裁定书。参见[日]高木光：《行政介入請求権》，载三辺夏雄等编：《法治国家と行政訴訟：原田尚彦先生古稀記念》，有斐阁2004年版，第129页。[69]也有学者认为，裁量权收缩意味着行政机关丧失了决定是否行使权限的自由，但这并不必然导向必须行使权限这一结论，而是也有可能意味着行政机关不得行使权限，因而，仅凭裁量权收缩的法理，尚不足以为警察必须介入提供根据，还需要满足的一个前提是，实定法本身课予了行政机关行使权限的义务，[70]而警察任务条款正可被视作要求警察积极行使权限的实定法根据。[39] （三）柔性介入：对服务行政理念的回应 伴随当代行政模式从统治行政、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迈进，公共行政也在不断弱化其强权色彩，[40]行政机关的柔性执法彰显了以服务行政为核心的现代行政理念。

李海平：《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从客观价值到主观权利》，《法学研究》2021年第4期，第52页。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沪行申645号行政裁定书。

[14] 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王跃龙：《民事调解优于行政处罚——对因民间纠纷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理规则》，《法学》2011年第1期，第138页以下。虽然治安调解的手段具有一定的非强制性、非权力性，但非权力行政的实际运作，也可能伴随着压制性力量，并产生规制、侵益的效果。[40]参见孙丽岩：《行政执法中的非强制行为分析》，《学术月刊》2017年第4期，第73页。

即便强调警察行政原则上不得干涉民事领域的论者，也承认虽属民事上的法律关系，如果同时又属于破坏了社会公共安宁秩序情形的，仍可以成为警察职权行为适用的配置对象。在此背景之下，行政权力逐步退出私人领域，私人自治的理念愈发受到认同。即便忽略公共秩序概念的不确定性，民事活动与社会公共秩序的关联性，至多也只能为警察的介入提供行为要件上的依据，而无法据此决定警察可以采取何种手段维护秩序，也无法据此回答警察的介入行为能够实现何种法效果等问题。近代的法理念从拥护市民社会的自主和自律出发，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加以二元区分。

[28]参见[日]渡名喜庸安：《警察の公共性》，《公法研究》总第54号（1992年），第68页。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应责令侵害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即便实定法规范体现了便宜主义原则，警察的义务性介入亦受裁量权收缩法理的约束，对职权性介入的规范也可借鉴这一法理。[71]我国行政法学界已然整体上引入了裁量权收缩的理论，[72]在为警察的义务性介入划定决定裁量之边界时，亦可援用该法理。

例如，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第2项规定，提起民事诉讼必须有明确的被告，同法第124条第2项要求起诉状必须记明被告的姓名等信息。正因如此，在大陆法系的公法理论中，实质意义上的警察概念被理解为为了维持公共安全与秩序，基于一般统治权，对人民加以命令强制，限制其自然自由的行政活动。[56]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苏行申494号行政裁定书。[19]有限政府的行政权力来源于法律的授权，换言之，政府无法外之特权。我国1957年颁布的《人民警察条例》只对人民警察的任务、职责、权限等作出了规定，并未规定人民警察的义务，而1995年颁布的人民警察法在第21条第1款中创造性地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以及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予帮助，由此确立了私权侵犯救助义务和纠纷解决帮助义务。警察实施义务性介入，形成的是三方法律关系。

警察以禁止交易、制止提供服务等法定手段介入此类具有公共性影响的民事活动，其正当性毋需置疑。若条文采用了祈使句结构，如从事某种行为，处某种处罚，一般也应理解为没有决定裁量的空间。

而依照《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40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77条的规定，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也可依各自职权没收此类物品。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0条、第52条、第60条、第71条对买卖危险物质、公文证件、查扣或冻结的财物、毒品原种子或幼苗、罂粟壳等的行为设定了处罚，同法第68条规定了对于出售、出租淫秽物品的处罚措施。

依照民法典第143条的规定，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的乃是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治安处罚本身并不能直接形成或确认合同在私法上的法律效果。[72]相关代表性著述，参见前引[61]，王贵松书，第175页以下。

[24]另有学者直截了当地指出，服务行政就是最大程度保障、促成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利益的行政。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警察认定交通事故并调解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民法典规定警察应对高空抛物展开调查，则属于对警察纠纷解决帮助义务的具体规定。在上述情形中适用辅助性原则的原因有二：其一，职能分工的专业化是现代行政的重要特征，公安机关虽在治安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但治安管理职能本身颇为繁杂，[49]在与其他行政机关权限交叉的领域，如非法物品的识别和处置方面，警察未必更具专业优势，因而未必适于完成同时由其他行政机关承担的特别行政任务。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有时会忽略实定法的要求，在涉及民事纠纷的治安案件中判示，即便对侵害人实施治安处罚的要件已然成立，是否处罚仍属于公安机关自由裁量的范围，不予处罚亦无不当。

并且，如果忽视实定法的具体规定，单纯凭借服务行政理念判断警察的不作为是否合法，也将导致警察承担过于繁重的职责任务。在形形色色的个案情境中，针对警察应否以及如何介入民事领域，还缺少较为统一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价标准。

[15]行政干预与私人自治在我国此消彼长的态势，与德日等国的情况恰好相反。因此，警察对于是否立即救助，应当拥有一定的裁量空间。

鉴于个人在投诉无门，救济不易到来之预测恐惧心理下，较易逾越自力救济之界限，[37]容许警察承担概括性介入义务，不仅能拓展警察保护个人权利的场景，还可限缩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这一要件的解释论射程，避免自力救济的滥用和误用。其次，就纠纷解决帮助义务而言，辅助性原则要求，当且仅当个人利用民事纠纷解决渠道保护自身权利面临程序上的事实障碍，且无警察帮助便无法排除此种障碍时，警察应提供协助，以使请求人获得利用民事程序的能力。

从依法行政的一般原理来看，这本是没有疑问的。因此，辅助性原则在义务性介入中的适用，处理的是警察的介入义务与民事救济程序之间的关系，其具体要求是，只有在个人无法通过民事救济程序及时实现权利的情况下，警察才承担介入义务。孟昭阳：《治安调解的界定及适用范围与条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90页以下。[69]参见前引[46]，関根謙一文，第227页。

（一）辅助性原则对介入行为的要求 大陆法系警察法理论中的辅助性原则（又称补充性原则），已被我国警察法学说采纳。[17]前引[15]，吕艳滨文，第163页。

[48]参见范愉主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4]参见章剑生：《作为介入和扩展私法自治领域的行政法》，《当代法学》2021年第3期，第50页。

但是，该条款所设定的要件过于宽泛。[23]参见蔡乐渭：《服务行政基本问题研究》，《江淮论坛》2009年第3期，第44页。